近日某友人講了一個故事：說是其下屬,，且為其徒，因家有無妄之事,，多次電話要求辭去其主管之職,，因領導賞其才，憐其新進,，認為機會難得,，故不準予辭職。不想下屬多次電話再請辭,，且言辭懇切,，去意已決。領導無奈,，乃忍痛割愛,，代為在會上宣布準辭。不日等正式公布,，其下屬即行否認此事,。無獨有偶，另一友人也有同樣遭遇,，說是某人想在某協(xié)會謀職,，領導乃順其意而三顧茅廬，面談擬給其任某職,，面談三次確認后,，便決定召開領導會，不想會上,，某人拒絕到會,，說其無擔任此職意愿，否認彼此曾經(jīng)面談,。后調(diào)查,，原來某人自認有悟空之能，不愿意做弼馬溫也，須不知某人連癩蛤蟆尚且不夠,，且會議已開,，領導自然是灰頭土臉。

　　以上兩列,，皆下屬不講誠信之例,。與圈友聊及此事，便紛紛認為領導過失很大,，一是當時下屬雖多次電話懇求,，為什么不當場錄音，且無文字證據(jù),，錯當屬領導,。二是三顧茅廬答應某人任職要求，為什么不當場拍照和錄像,。錯也當屬領導,。眾人皆認為圈友話對也，未有覺領導委屈,，領導也就茶壺煮餃子——有話倒不出，自認倒霉,，此后做事皆以證據(jù)為準繩,，不見簽字不敢做事。

　　如果單從證據(jù)來說,，當然圈友之論無可厚非,。但如果上下級、師徒和行業(yè)人士,，電話與談心,，一切皆需錄音、錄像,，人之交往還有什么意思,？就如漢代東萊太守楊震路過昌邑，昌邑縣令王密為盡學生和地主之誼送禮,。楊震拒絕后,，王密便以天黑無人可知為由說服老師。楊震便以“天知,、神知,、你知、我知,�,！彼闹獊砘亟^。由此說明，證據(jù)只是人際交往的最后手段,，真正的證據(jù)來自于人類本身的良知和誠信,。如果起碼的誠信都需要保留證據(jù)來解決，生活將完全失去樂趣,，世界將是多么恐怖,，人類的精神文明將會轟然坍塌。

　　所以筆者認為：遇到此類情形,，朋友,、同事、上下級之間除了遵循雁過留跡,，錄音,、錄像和簽字，更主要還是要每個人心里有一桿誠信之秤,，人人應該譴責失信之人,。而不是一味要求受害者提供證據(jù)。法律總有管不到的地方,，不是任何場合都有必要刻意地保留證據(jù),。就如當年彭宇案，衍生的“看到老人倒了該不該扶一樣”,，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,。

　　我們社會需要法律和證據(jù)，也更需要公序良俗,、誠信和良知,，這些都缺一不可。

　　我們相信在我國社會主義新風尚的引導下,，看到老人倒了,，一定要扶起來，正常的口頭匯報,、朋友交往,，工作討論，緊急情況的請示,，都不要用上證據(jù)和法律,，而要用自己的誠信和良知即可。（李建毅）